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论美国的民主心得体会

在这篇论文中，将会探讨对美国民主的理解和看法。在阅读了相关文献和讨论之后，作者对美国民主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拓展。本文将会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民主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探究其发展历程和现状，并对其进行一定的评价和反思，一起来看下“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的主题内容吧。

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1

托克维尔与美国的民主——精粹版《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

陈晓律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目前大家公认的一本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的著作。这本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引进并出版，属于那种逐步“慢热”的学术著作。其慢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民主是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所有关于民主的论著，迟早会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美国”的前缀，则往往使人容易产生其他的联想，所以很难“快热”。然而此书本身的学术含量，使得它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情况甚至与作者本人在母国的情况也十分相似。

此书长期在其母国不受待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真理是需要时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真正的学者在做学问时，往往是从研究的问题出发，而不是跟风，顺应潮流，所以即便提供的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很难大红大紫。这一点，对在中国生活的学人感受应当更深。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各种斗争此起彼伏，群众运动波澜壮阔，时髦人物不断变换嘴脸，也使得在学界的“划派”蔚然成风。但与国外的学派不同的是，在中国，这种划派往往具有致命的效果。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划派标准。左派、右派、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等等，不一而足。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派别的荣辱也在发生变化，一旦被划入倒霉的派别，不仅学者的生涯会划上句号，甚至吃饭的家伙也有可能保不住。而有能力给人划派者，当然是站在正确的一派立场上，给人戴上合适的帽子以便顺势打击之。而真正的学人，只求自保，显然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奢望给别人划派了。所以，翻翻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凡在各种学术论争中善于给人划派者不是小人就是伪君子。反过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大家，是很难被归入哪一派的。因为无论哪一派，由于这些人的“不识时务”，都很难将其纳入自己的营垒。托克维尔在法国的地位就属于这种难以归类的人物，结果是他的观点“激怒了所有的人”（《论美国的民主》精粹版，第2页），左右都不受待见，因此而被冷落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托克维尔的书最终让人们体会到了它久远的价值，不仅在其母国，在中国也开始了热了起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卷的《论美国的民主》后，2012年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单卷本的、由曹冬雪翻译的《论美国的民主》精粹版，这一事实，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在中国出版业界的份量。

托克维尔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学界已经有很多介绍，而这本精粹版的译作，也基本上涵盖了原书主要的内容。其实，王焱为新译作所做的导读，已经对其精华做了十分中肯的分析。首先，是托克维尔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所以他在考察美国的时候，是要力图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在托克维尔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宪政没有一个贵族阶层是难以实施的。但法国大革命已经摧毁了贵族阶层，也将民间组织连根拔起，所以，整个社会一片散沙，出现了社会的碎片化。因此，才出现了“太民主了”（即大革命后社会状况的平等化），无法保留贵族的东西；“太贵族了”（指法国社会中公务员阶层的倨傲自大），无法拥有民主的东西。为了寻找答案，他认真地考察了美国，结果便产生了这本极为重要的专著《论美国的民主》。

他认为，美国政治社会完善的运作依赖于三个主要因素：自然环境与资源，典章制度，政教习俗。概况起来，美国的联邦制综合了大国和小国的优点，实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相容兼顾。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繁荣与自由的一种结合”。而比自然资源和典章制度更重要的，则是美国的政教习俗。主要发端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自治制度与精神是美国政治生活的起点，分散了中央权力，抵制了恶法，而律师与司法官员则取代老欧洲的贵族，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中间群体。这一群体重视公共秩序、爱好和平与稳定的保守习性抑制了社会大众的激情，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

托克维尔特别强调，在贵族制消亡后的现代社会，人类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民主制取代了贵族制。这一社会变迁之所以具有根本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制，而且是一种社会状况，不仅意味着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民主制，而且包含着社会意识对民主制的充分接纳。不仅政治结构要服从这一变化，思想和法律等也要服从这一变化。因此，“社会状况平等的逐步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想要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本身，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帝给他们安排的社会状况”。（《论美国的民主》精粹版，第8页）

应该说，王焱的总结已经大致囊括了托克维尔这部巨著的精髓。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些东西。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大国的种种经验，显然更为国人所关注。从“五四运动”开始，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就没有停止过，并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各种类型的民主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运动往往都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其中当然有各种原因，很多学者都对这一命题进行过十分详尽的分析，有关的论述很多，这里就不重复这一学术史的内容了。我想补充的是，这些民主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与中国的国家建设的状况有关。从1840年以后的历史看，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现代主权国家来捍卫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说，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争取民主的运动往往会导致分裂和动荡。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一个主权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现代化，也只有一个现代强国才能保证自己的主权不被任意侵犯，而民主与法治则是这个强国必不可少的制度架构，因为人民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是希望它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己的权益。换言之，民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里，我们既要推动民主化，又要试图避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鱼与熊掌都要兼得”，这样的想法是否现实？我们能否寻找到一条通往民主的理想路径？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的民主经验对中国来说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甚至在国土面积上也与中国基本相同。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我一直认为，大国的民主与小国的民主是两回事。实际上，很多西方学者，在讨论如何构建理想的民主共同体时，也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小国寡民”的倾向，也就是实施民主体制的国家规模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范围不大，信息传递比较容易的情况下，民主的体制才能较为有效地运行。而美国这种国土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的国家，民主能够正常运行，的确是一个奇迹。这样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显然太重要了。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本书，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当然也十分重要，那就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举一动，显然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人们的生活。因此，只要是与美国有关的有份量的著作，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这一层面，人们已经不仅仅将是关注美国的民主，更关注这种民主所导致的美国的强大。这样的考虑或许有些“形而下”的味道，但如果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架构的基础，不断地引发国内的动荡，并使国家长期处于衰弱状态，那么，民主的号召力显然不会有今天这样大。因此，美国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以民主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强大国家。这才是人们特别重视美国的经验，而对其他西方国家关注相对较少的原因。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精粹本略有遗憾。因为它删减了一些译者认为并不重要的东西，比如民主与战争之间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发展，既与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有关，也与美国不断地发动战争有关。换言之，美国的民主与美国的霸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民主国家的战争问题，就是一个十分现实的理论问题，也是国内很多“特立独行人士”不愿面对的问题。美国民主的发展，依赖于其广阔的土地，从而避免了贵族制的产生。但这广阔的土地，是在不断驱赶和消灭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获取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也使美国从战争中发财、壮大。因此，这样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其民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瑕不掩瑜，精粹版对托克维尔这部巨著的普及，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因为，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能让它只成为学者把玩的东西，而应该成为让普通民众也能理解的常识。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产生它应有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论美国的民主》的精粹版，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我衷心地祝愿它的出版，并希望它能给迅速崛起的中国，带来应有的启示。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2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课上，话题总避不开民主、平等、自由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关于这个话题的那些经典论述，其理论光芒已经把从前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的我们引入了心灵无比的激动中。其实很多人之所以会无视它们的区别甚至矛盾，是因为它们的最大共同点——都是中国当下所缺乏的。在一个既不民主又不自由又不平等的国家谈论谁比谁重要，显得不识时务。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理论兴趣增加了，发现西方的理论早已经关注三者之间或者任意二者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实践也反复证明三者不是自动线性相关的，因而一时间这类讨论甚嚣尘上，比如对防止“多数暴政”的必要性，谁都能说上几句，还能给出一大堆理论的证明过程。然而很少有避免它所带来的危害的真正实际经验，政治实践的结果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当下中国的现实反复证明了并且还在不断证明着西方人“偏执于民主和平等往往使自由荡然无存”或“不恰当的自由必将使平等被破坏”的论断。

幸运的是，在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老生常谈在理论上贡献不大、对实际政治更加无力的审美疲劳中，我读到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我读到他们首先对地理和气候的强调。在把这些论述与其它论民主、政权体制的理论家的比较中，我清晰地读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取向的理论家的精神气质。不能说这种社会学的视角是别人不能及，但它至少言及别人所不能及之处。

初一翻看《论美国的民主》，从感性体验上并不觉得托克维尔是个务实的思想家。他开篇就说“……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然后就来一通“它赋予……，它……”的赞美之词，再后来又是“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这种让人想起了《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初看时，这样的论述方式并不是我喜欢的。而且在后面的阅读中，托克维尔并没有正面论述过平等为什么是必然趋势（至少我没有看到）。在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里，平等在新的时代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给定。而他论证平等已经带来的各种向好的趋势，似乎也不足以成为新时代必须要平等的充分理由。平等，或民主（在托克维尔处二者常常是等价

换用的），都更像是一个预设。

宪政民主的经典理论以自然状态为推论起点，最后推到民主的结论。这样看来，托克维尔似乎专断了一点，民主、平等似乎并非如此不证自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然状态不管用历史的还是逻辑的方式去证明，都始终是一种“应然”，而且目的是为了推出另一种“应然”，逻辑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应然，是从一种应然推到另一种应然的演绎法。而托克维尔，似乎是绕过了这样的演绎推理（可能的原因有两种：他能力不及；他能及但不屑），更多地使用归纳法，以观察社会现实的方法，来强调民主和平等的“实然”。

他在大洋彼岸，找到了一个当地民众能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他没有论述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应然政治模式，而只是分析美国这个特定社会的民主与平等是如何做到的。之所以说“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因为陈述的是一种已经摆在那里的事实，就是后来涂尔干说的“社会事实”——至于这个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书面名字，是叫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叫新英格兰还是叫弗吉尼亚，倒显得无关宏旨。

这个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乡镇自由的传统。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包括英国，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情况。托克维尔并没有把革命前法国和美国的差别看作是国体上的君主国与共和国的区别，也没有喋喋不休地说由不同性质的精英引导的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的分野。更重要的不是两国精英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是怎么思考和行动的，而是两国民众一直以来是怎样活着的——人民已经这样生活了几百年了，他们已经熟习的传统并不因一次革命就翻个底朝天。美国之区别于革命前法国，不是因为君主与总统之别，“不管是法国国王，还是美国总统，都要受到作为一种指导力量的舆论的影响”。英国和革命前的法国都是君主国，但革命过程和革命后的命运并不相像；美国和革命后的法国都是共和国，同样毫不相似；而国体对立、甚至还曾直接兵戎相见的英国和美国却很是相似。这便是颇有社会学气质的“社会本体论”——不以中央政权组织方式，而以地方自由程度判定一个社会民主与否。因此，法国既不和法国启蒙文人奉为“先驱”的英国一路，也不和曾经送去自由女神像表示支持的美国一路。而这是件不幸的事，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几个世纪的集权使地方和民众没有参与机会——决定了民主在美国的危害要远远小于同样追求民主和实践民主的法国，

君主在英国的危害要远远小于同样拥有君主和实行宪政的法国。

各派理论家都喜谈自由，自由的含义在不同的理论家处有所不同。托克维尔讨论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自由。虽然托克维尔也做过一些基本概念上的厘清，比如“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侵害或必须要求个人的协助，社会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这样的话非常类似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但是托克维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虽然必须说明这个抽象的概念，但从不在概念上过多纠缠。他很快开始考察自由的比较直接的实现形式：英美的乡镇自由。自由并不一定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但大抵更有把握而已。相对整个社会的平等、民主来说，地方自由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虽然按照托克维尔自己的看法，乡镇自由因为“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而相当难以实现，但是我们至少能够确知它的实现程度。托克维尔之所以要重点考察美国的乡镇，是由于乡镇是一种最自然的人类组织状态，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乡镇。这样，从由乡镇的自由程度，大略可以得见一国人民的自由程度。在这里，托克维尔这个不算正统社会学家的理论家，用到了一种后世正统社会学的主流方法论：先把概念的含义厘清，再寻求一种可能的形式，既能承载该概念的相对多的含义，又能相对最便利地进行观察。之所以把托克维尔写入社会学思想史，其方法论（尽管他本人没有意识到）对后世社会学的启迪，恐怕比研究对象与后世社会学的契合更重要。

托克维尔不在社会学家族的“正式族谱”之列，只能说是社会学遥尊的“远祖”之一。但他写出了我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社会学：它有着社会学应该葆有的追求实然的品质，而它在精神气质上的内在一贯与在方法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又避免了后世社会学高度计量化和学术规范化带来的弊端。托克维尔要考察自由在美国的实现，他作了调查，但还没有后世社会学动辄大规模使用的问卷和“标准化”访谈。在这一点上，虽然这位大师是被“拉”入社会学阵营的，他身上与社会学亲和的气质一直只是内隐的，并未发展到形式化和方法化的阶段。而且，即便假设那个年代已有学科化的社会学，托克维尔怕也不会把自己圈在社会学的地界里——因为，他是托克维尔，他是在真正的贵族家庭中培养了自由的心性，又有着超然殊绝的智力和纵贯古今的知识积累的人类的骄子——不论在贵族时代还是民主时代都是如此。

“尽管他们在宗教教义和政治学说方面显然不同，但在他们每天目睹的、因而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唯一事实上却意见一致。”托克维尔求的是实然，他不是从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而是从这样一种通行已久并且几乎无可指摘的制度中看到了民主时代的自由的希望，看到了在平等已经成为“宿命”的前提下如何减小民主的危害的办法。自由很可能遭到以平等为基础的多数的限制，于是乡镇、地方的自主治理，作为自由的最容易实现和把握的表现形式，是减小民主在美国的危害的已经被证实的良方。

地方自由的重要性经常被没能深入了解西方历史的我们所忽视。我们喜谈西方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喜谈西方近现代与中世纪的断裂，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一千年前威尼斯共和国成立，最高权力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掌握，这个划时代的事件正是产生于我们曾经认为不民主的“黑暗的中世纪”，而作为老百姓在小事上学习民主的学校的英美乡镇自由，也是产生于并不民主的时代。现代民主包含了地方自治的内容，但仅就城市或乡镇自治程度一项，一千年后的今天的很多民主国家直到现在还难望其项背乡镇自由的传统即是“民情”。托克维尔认为减小民主在美国的危害的，有三个因素：地理环境、法制、民情。其中民情不仅能减小民主的危害，而且“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律的影响”。

比如，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是一项危险的制度安排，但幸运的是，华盛顿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个人主动拒绝一届以上的连任的规则，成了后世的不成文法。事实上，华盛顿当时不仅可以选择继续连任，甚至在开国之时可以选择做国王，美国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地方自由基础上的君主国，在当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对的声音，君主也不会太专制——但这样的话，美国只是第二个英国，而不会是美国——在民主上走得比母国更远的美国。美国之所以比英国更民主，国家的起源、国家缔造者的素质特别重要，而这些因素是在他国不可复制的。华盛顿的选择，或许只有一个才智非凡却认为田园生活远胜世俗功名的新教徒才能做得到。这是一个典范，似乎是上帝对美国的恩赐。“开国之主”的素质往往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甚至于一个民族——可以统称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命运具有非凡的影响。邓小平主动退休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可能不亚于改革开放的决策，因为领导人主动退下会成为中国今后的“民情” ，至于限

制连选连任的法律，并不比百姓认为的不成文规定的约束力更强。法律是可以修改的——袁世凯就曾经操纵当时的国会修改法律，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但民情会更稳定。若一国人民普遍看着同一个人居于总统之位太久就不爽，那么谁想把权力久久握在手中不放就是人民公敌加历史罪人，即使法律对连选连任未作出任何限制，君主式的人物也不可能出现——况且这样的民情之下，有政治报负的孩子们想的是当总统，同时也会想卸任后是退隐田园享受天伦之乐呢，是投身商界做出同样辉煌的成就呢，还是在书斋为人类积累智识呢？在美国人看来，在毛泽东最后的时间里，中国的重大决策仍然交给这个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这实在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而中国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两千年来被各朝皇帝统治的历史使中国人早已经习惯了只有最高权力代表者肉体自然死亡才能进行权力更迭，否则一定是政变；而不知道除了遇刺的林肯、肯尼迪和二战特殊情况下病死于任上的罗斯福，美国的总统们都是在别人的总统任期内，在自己安静的家中，而不是在作为权力中心的白宫停止呼吸的。

领导人是不可复制的，民情是不可复制的，只有制度是可复制的。许多国家复制美国的制度和法制，失败了，或者说扭曲得不成样子。托克维尔只不过随手列举了墨西哥作反例，而当今这个公认的民主时代，恶劣、动荡、不能保证自由的民主政权俯拾俱是，复制了美国的纸面规则作为自己的成文宪法和政权设置，却让它们都成为一纸空文的国家甚至更多。既然可复制的东西达不到希望复制的效果，原因必是在不可复制的因素上。

听说过“幽暗意识”论的我们也许会认为西方政治的成功之处在于：靠制度而不是靠人心。不能寄希望于改造人性，只能用制度约束人的行为。因而，好的制度不需要人民是天使，即使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进行成本利益的核算，好的制度就能恰到好处地使他们的自私融合成社会的大善。而中国的政治的失败之处在于始终重视人心高过制度，强调思想教育，强调人情，这是要不得的。这样的论述看似一针见血，细想却非常有问题。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评价却是“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与我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西方政治重制度，中国政治重人心”正好相反。托克维尔是个西方的理论家，但他却认为对于现代民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的维系中，民情的作用要大于制度。

事实上，强调制度独立于人性之外，是对全面改造人性的乌托邦革命纲领，或是对“好人政治”、“魅力型政治”的回应。因为改造人性或相信人性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才应该强调制度必须不信任人，把人作为无差别的“标准人”或“平均人”，作为无差别的、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恶的魔鬼来看待。用统治一群无差别魔鬼的制度去统治复杂得多的实际的人，自然达不到最好——连赞扬民主的理论家们也承认“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托克维尔也是承认这点的，而且他对民主本就没有天然的好感。但他更为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人心民情的三个关联点。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前述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传统，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

美国式民主不止是一套技术层面的制度体系，更是一组精神层面的价值糅合，它来自这片土地上几百年来发生过的一切：一切统治者和民众曾经有过的奋斗和挣扎，正确和错误，经验和教训。今天美国人的心灵，是数百年积累而成，就像托克维尔的贵族气质是数代积累而成一样。